陈池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学学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小 编：陈老师您好，您和湖北美术学院可以说有着很深的感情，您在湖美工作近20年，在和湖美风雨同行的路上有哪些记忆与情怀在您生命中是最为值得珍惜与怀念的呢？
陈池瑜：今年湖北美术学院迎来百年校庆，可喜可贺！湖北美术学院源于武昌艺专。民国建立初期，西学东渐，产生新文化运动，西方的文化，哲学、科学、艺术传播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形态的大学开始建立，新的艺术院校也随之建立与发展。1912年建立上海美专，1918年建立北平艺专，1920建立武昌艺专，1923年建立苏州艺专，1928年建立杭州艺专，其间上海还建立中华艺术大学等。武昌艺专是我国较早成立的高等美术专门学校之一，为我国现代美术人才培养起到一定作用。1958年，由于中南美专（本科）、中南音专（主要是附中教师）迁入广州，由中南美专附中教师，华中师院及湖北教育学院美术系、图画系教师，中南音专本科部分教师，组建湖北艺术专科学校，后改为湖北艺术学院。我1982年10月于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现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湖北艺术学院美术分部工作。1985年，在校领导张中光、童忠良等人的提议和努力下，湖艺分为武汉音乐学院和湖北美术学院。我记忆中，湖北艺术学院美术分部和湖北美术学院，在80年代和90年代，规模不大，但有良好的教学质量，有一批知名的老教授和艺术家，如油画家杨立光、刘依闻，国画家张振铎、邵声朗，版画家师群、武石、刘述杰，雕塑家张祖武、刘政德，美术史论家阮璞、汤麟，工艺美术家张朗、张放等教授，他们在教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突出学术成果，在艺术界和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奠定了湖北美院很好的学术基础，引领了湖北美术学院的学术与创作走向。其后就是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出生的一批教师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一批教师油画有尚扬、汪则成、肖成章、杨惠民，版画有戴槐江、张京德、陈元武等、雕塑有汪良田、安志金等、国画有罗潘、乐建文、刘一原等，50年代60年代以至后来70年代出生的当时的青年及中年教师在创作上大显身手，在全国美展和专门艺术门类全国展上获奖和参展，如油画中的石冲、周向林、郭正善、魏光庆、胡朝阳、袁晓舫、宋克静、张杰等，国画中的陈孟昕、董继宁、徐勇民、李峰、陈运权、秦岭、叶军、戴绍龙、李传真，方正、张导曦、肖兰等，版画中郭召明、张广慧等，水彩画中刘寿祥、王涌、陈国庆、许海刚等，雕塑中的项金国、孙绍群、张卫等，还有设计专业的老师们及其他专业的一些老师们，湖美有这样一批优秀的教师，正是他们设计和创作的优秀作品，为湖北美院赢来了学术声誉。这是我在湖美工作时记忆最深的。
小 编：在2001年调入清华大学之前您一直在湖北美院从事着美术史论相关教学与研究工作，1994年在学校的支持下，经您与史论教研室老师们的共同努力，湖美成为继中央美院、中国美院之后第3所为美术史论学科方向独立设置系部（美术学系）的专门美术学院。您还记得是当时出于什么样的契机设置美术学系的吗？那时对于美术学系未来的发展有着怎样的考虑和设想呢？
陈池瑜：我是1982年10月到湖北艺术学院美术分部工作，1985年成立湖北美术学院。当时就有理论教研室，由蒲新成老师担任主任，后由皮道坚老师接任主任，皮道坚调到华南师大后，大约1991年由我担任主任。1992年学院成立公共课部，由我担任做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主管教学、科研（没有正主任），仇天荣担任副主任（主管行政工作），当时设四个教研室，即美术史论教研室（由我兼主任、后张昕为主任），文学教研室（何炯为主任、后黄哲为主任）、外语教研室（雷亮、翁民、周捷峰为主任）、体育教研室（曾宪刚为主任）。公共课部负责全校美术史论和文学外语体育课程的教学。
图｜国务院特殊津贴证书
成立公共课部后，我于当年10月到南京艺术学院，上海美术专科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浙江美术学院调研，了解他们美术史论及文化课课程设置和教学情况，在南艺拜访了张道一先生、周积寅先生和林树中先生，在浙江美院拜访了宋忠元副院长、冯远教务处长及美术理论家、美学家杨成寅教授、老艺术家丁先生（曾在武昌昙华林政治部三厅工作过）及郑朝先生，青年教师章利国老师等。了解浙江美院史论教学情况和校史有关情况。在上海拜访朱国庆老师和金先生，了解上海戏剧学院及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艺术理论和美学课的教学情况。我当时参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重大项目，也就是王朝闻任总主编的《中国美术史》现代、当代两卷理论部分的撰写工作，顺便在南京，上海、杭州搜集相关资料。后我到北京开会，专门到中央美院薛永年先生（他当时是美术史系主任）办公室拜访，去了解该院美术史论本科培养、课程设置、教学特点等情况。
我将这些考察情况，专门写了报告呈送院办和党委及教务处。这些考察了解到的兄弟院校美术史论教学经验，作为我们湖美组织美术史论教学参考，并为成立美术学系作了准备。1994年8月，院党委成立美术学系，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即美术学系和公共课部，由我担任系主任和部主任，金超老师任总支书记。当时美术学系的老师，包括我们返聘的教授阮璞、汤麟、张放，请他们参加系教学会，带研究生，适量上部分中国美术史（阮璞）、外国美术史（汤麟）、中国工艺美术史（张放）的课程。我负责教授艺术理论、美学和外国美术史课（17世纪至现代），蒲新成教授上透视课、金超教授上艺用解剖课，何卫平（后调到武大哲学系）、徐晓庚、刘茂平上美学课和文学史课。从黄冈师范学院调入方长江教授上中国美术史课。青年教师有黄专、张昕、周益民、娄毅、周爱民、彭莱、郭子瑶、王子怡、赵复雄、石秀芳、左奇志、邵军、陈晶等，分别担任美术史论课程教师。这就是当时成立美术学系及随后几年中的美术学系教师基本队伍。
湖北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正式成立是1994年8月，招收第一届美术史论专业本科生是1995年，当时我们是继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后，第三家设美术史论系，而且是第一家按新的学科名称”美术学”设系名的高等院校。中央美术学院是“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学院是“美术史论系”。此外，南京艺术学院招收美术史论专业是放在国画系中招收的，当时我们是第三家设系，第四家招收史论专业的高等院校。后来广州美院、鲁迅美院设史论系也用“美术学系”的名称。当时湖北美院成立美术学系，招收美术史论专业的学生，主要原因是我们看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艺术文化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对美术史论、艺术管理人才需求变高，以及高校、博物馆、美术馆、出版社、新闻及艺术刊物均需要美术史与理论人才，我们当时新设美术史论专业，正是适应社会这一需要。湖北美院第一届美术史论专业20位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二作为美术史论教师被高校录用，三分之一在文化出版新闻单位工作。湖北美院从1979年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湖北美院硕士研究生方向有四个，即油画、国画、工艺美术和美术史论，湖北美院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招收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美术学院之一。1980年代主要由阮璞教授招收中国美术史，汤麟教授招收外国美术史、张放教授招收中国工艺美术史。湖美美术史论有较好的学术基础，1980年代和90年代又补充新的师资，1994年院党委书记张中光先生积极推进，所以成立美术学系是水到渠成的。
美术学系成立后，我到中央美院美术史系调研，采访系主任薛永年先生，了解他们的办学经验。我还在借鉴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史论系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征求系里专业老师意见，编写湖美美术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组织教师编写专业课程教学大纲，开设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中国画论、中国工艺美术史、美术技法理论、中国现代美术史论、艺术文章写作、美术英语、美学等课程，还请湖北省博物馆林齐副馆长，华中师大学报李显杰先生，分别开设艺术史与考古、新闻编辑学等课程。当时的学生培养目标也就是为高校培养美术史论教师、为文博部门、新闻出版部门和文化部门培养研究、编辑人才和文化艺术管理方面的人才。当时是隔年招生一次，1995年第一次招生20名左右，1997年招30名左右，1999年后改为每年招生。记得在1994年和1995年湖美讨论学校规划时，解放思想，发扬想象力，制订出的规划是力争达到在校生540人。当时觉得这已经是很大规模了。我1982年到湖艺美术分部工作，当时美术分部一届全部学生，大概油画6人、国画6人、版画6人、雕塑6人、师范10人、工艺美术10多人，相当于全校美术新生50人左右，给他们上艺术理论、中外美术史、美学公共课，一个小教室全部同一年级学生都在此。全校学生也就200多人，所以规划540人已是翻了一倍多。2016年我回湖美美术学系讲课，系主任陈晶教授告诉我，美术学系现在已经有6个专业方向，学生已有600多人，教师30多位了。发展的真快，美术学系在校生超过90年代规划的全校学生数。我是2001年6月30日主持完1997级美术学学生毕业会议后，于7月5日到清华报到，我到清华后，由张昕教授、周益民教授、陈晶教授（本系95级首届本科生，2002年硕士毕业留系工作）、沈伟教授担任系主任，在他们的带领下，美术学系在师资队伍，科研成果、专业扩展方面得到较快发展，除原先美术史论专业外，又新增艺术管理、美术教育、艺术教育、设计艺术学等专业方向。湖美的美术学系成为全国美术院校中专业方向和招生人数最多的院校之一。这是学院领导重视，美术学系负责人和系老师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小 编：今天，我们的学科划分越来越精细，专业方向也越来越多，相比于传统学科（美术史论专业），新兴的学科方向，如艺术市场管理、艺术批评与策划、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向似乎更加受到年轻学生的喜爱与追崇，您怎样看待这个现象？
陈池瑜：美术史论的专业是核心，在此基础上发展相关理论专业也是必要的。中央美院和中国美院还将美术史论系纳入人文艺术学院或人文学院。除传统的美术史与理论专业外，现各美术学院也在不断拓展理论专业方向，增设新的理论专业。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也增设艺术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央美院艺术管理这一专业从本科到博士都办的有特点。湖北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成立以来，26年期间，特别是近20年来与时俱进，扩展专业方向，在办学道路上做了新的探索。在最初美术史论专业基础上，新开设艺术设计学（设计史论）、艺术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艺术教育、艺术批评与策展等本科和研究生专业方向，这些专业方向培养的人才也是社会所急需的。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文化产业、文博事业、艺术新闻出版、艺术品拍卖、艺术市场、传统文化与非遗的保护和开发、艺术策展与美术馆发展，都需要新的人才，湖北美院新开设相关专业是很好的，是适应社会需要的办学举措。艺术史论专业的教学紧密结合社会所需，参与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以及文化企业、拍卖行、非遗保护单位、艺术报刊等单位的实践活动，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实际工作能力，都是很重要的。但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坚持办好美术史论、设计史论、艺术管理的基本核心专业；二是要在新专业上培养和招聘专业老师，提高教学质量；三也要注意美术学系本科专业不能太多太杂，否则教学质量会受到影响。
小 编：如今我们都在强调与推崇一种跨界的学习与思考模式，新的领域往往能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那么您认为我们在这种跨界的结合与思考上面应该注意或者警惕些什么？
陈池瑜：艺术学科和美术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及相关自然科学，都有一定联系。跨学科或跨界发展美术史论及相关学科，也是一种策略和方法。如美术学和心理学结合，吸收心理学中有关情感、想象、知觉、表象的理论成果，研究美术创作和欣赏中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活动，可以形成美术心理学学科。借鉴经济管理和管理学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可以形成艺术管理学学科。将艺术品交易、拍卖、收藏、消费和市场学知识结合，可以形成艺术市场学，这样美术学结合经济与市场及管理科学和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形成新的交叉学科，推动美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另外，美术学还可以和考古学、文献学、社会学、哲学、批评学、教育学结合，形成美术考古学、美术文献学、美术社会学、美术美学、美术哲学、美术批评学、美术教育学等新的学科，形成美术学的学科群。我在湖美担任美术学系主任的时候，就提出美术学交叉学科建设设想。我们自筹经费于1997年创办并主编《美术学研究》辑刊，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刊发王朝闻、李希凡、邓福星、潘鲁生、孙子威、刘纲纪、阮璞、汤麟、张晓凌、郎绍君、钟涵、吕品田、林木、张玉能等人的论文，这是第一份美术学研究的丛刊，对推动美术学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得到学术界好评，共出版了三期，约150万字。我在创刊号上发表的《加强美术学学科建设》发刊词，另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创办的《美术观察》发表，引起较大反响和讨论，我在论文中关于什么是美术学的概念和定义，也被程大利先生等著名学者艺术家引用。
陈池瑜老师著作
我在论文中亦倡导美术学交叉学科的研究和跨界研究。关于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的研究，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美术学，可以推动美术学学科的发展，培育新的学科发展点。在这种跨界和跨学科发展和研究过程中，也要注意防止简单拼凑，生搬硬套。更多的做调查，深入研究了解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概念、方法，将其理论和思维与研究方法吸收到美术史论、艺术管理、艺术市场、艺术批评等学科中。这种跨界研究有一定难度，既要对美术学艺术学有深厚功力，同时也要能了解相关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精神，而且还要找到切入点，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我们要有探索与理论创新精神，在跨界和跨学科研究中真正有新的发现，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而不是摆花架子，胡乱拼凑。
小 编: 您经常出国交流考察，那么国外关于艺术史的学习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呢，同时您认为一个正确的艺术史学观的构成需要哪些因素的参与？
陈池瑜：我也不是经常出国。2006年11月到2007年4月，以高级学者身份由国家公派到剑桥大学艺术史系做过半年的研究工作。2009年到俄罗斯和波兰参观考察和参加艺术史会议，2018年应邀到德国和法国讲学和考察。在英国期间除剑桥大学外，还在牛津大学拜访迈克·苏立文先生，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拜访柯律格先生，向他们了解英国艺术史教学和研究情况。
国外考察
西方国家艺术史教学和研究，比较重视建筑史方面的内容，我在德国帕德伯恩大学讲学期间，该校艺术史教授玛利亚·森，特别安排我到波鸿、埃森及鲁尔地区考察有关教堂和城市建筑，并带她的博士和我们一起考察，作为其艺术史教学的有机内容。剑桥大学马桑教授一个学期的艺术史课就讲一个专题德国画家丢勒，和我们国内重视美术通史教学不大一样。
《中国现代美术史》陈池瑜 著
我将我的专著《中国现代美术学史》送给柯律格时，他很高兴，他说他正好讲新文化运动和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参考，我提问，你怎么给学生讲这个内容，他说，以前招收中国美术史博士生，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现在学生开始选择中国现代美术来做博士论文，要向学生讲解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背景。现代中国美术史，也成为西方国家艺术史专业的研究课题。迈克·苏立文教授从19世纪40年代就开始收藏中国现代绘画等艺术作品，他将所收藏的中国美术作品出版画册送给我，其作品在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陈列展出，他也十分关注中国现代艺术史研究，出版《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专著。柯律格说，他是学历史的，他有两个任务，一是说服历史研究同行，要重视艺术史研究，因为不少历史学家一般很关注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大的历史事件，而常常忽略艺术史。艺术是可以图证史，通过实物、图像来具体印证历史，应该把艺术史纳入历史研究之中。二是说服艺术史研究同行，不仅要重视西方艺术史研究，也要重视东方艺术史，如中国、日本艺术史研究。柯律格本人对明代物质文化、园林和文征明的研究成果突出，在中国美术史研究方面，提倡“社会性艺术”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小 编：之前您一直在提倡与呼吁建立一个去“西方化”的艺术史学，您认为这其中的难点与途径有哪些？
陈池瑜：艺术史是一门研究艺术起源、发展、演变规律的科学，是记录艺术家及其作品、探讨艺术风格和形式，以及研究艺术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科学。中国是艺术史大国，早在先秦，就有对绘画、音乐、舞蹈、诗歌、书法、工艺美术的记录和论评。汉魏六朝，随着书法、绘画、诗歌的发展，诗书画品评理论得到快速发展。如谢赫的《画品》，庾肩吾的《书品》、钟嵘的《诗品》都同时出现，许慎的《说文解字·叙》、袁昂的《古今书评》、顾恺之的《论画》等都是书画史论重要文献。中国早期艺术史的特点最明显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书法史拉动绘画史的发展，二是在书画品评中包含了艺术史的丰富材料。到唐宋我国艺术史进入辉煌时期，出现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邓椿的《画继》，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陈思的《书苑菁华》等。以公元840年前后出现的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为标志，建立起系统的绘画史学科，具有以史传为主，兼及品评、画论、考辩、装裱、收藏于一体的独特的艺术史写作方式。西方到了16世纪中叶，意大利艺术家瓦萨里才写出《大艺术家传》，到1764年德国温克尔曼发表《古代造型艺术史》，建立西方的艺术史学科，比张彦远晚七百年或九百年。西方艺术史研究对象是雕塑、建筑和绘画，中国古代艺术史学的主要对象是书法、绘画，诗词题跋亦被拉入，是诗书画三位一体。从研究对象看西方和中国的艺术史学是有差别的，西方艺术史写作方式以叙述为主，中国的写作方式则是史论结合，史传和品评、考辨相统一。中国艺术史学在历史发展中，总结出独特的艺术史发展规律，形成了兴成教化的核心价值观和其他的有关艺术史观，以及品评和史传结合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西方近代艺术史学理论发展较快，他们注重新的史学观念和方法，如黑格尔、谢林、沃林格尔、沃尔夫林、李格尔、潘诺夫斯基、瓦尔堡、豪泽尔等，他们提出相关艺术史理论和方法，值得我们借鉴，但不能盲目照搬，因为理论提出和其研究对象紧密相关，西方的艺术史学理论是从西方的建筑、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中总结出来的，适合于西方艺术史的研究。滕固在20世纪30年代初写作《唐宋绘画史》，试图运用沃尔夫林的“风格理论”来研究唐宋绘画，但碰到诸多问题，如沃尔夫林他研究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绘画得出前者是线描的后者是图绘的，前者是平面的后者是纵深的，但唐宋绘画面对的不是这些问题，而是院体画和文人画的问题，是青绿山水和水墨艺术的问题，因此不能照搬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艺术。我的观点并不是不要西方艺术史学，而是说他们的有关观点方法可以借鉴，不能照搬。要把重点放在挖掘和总结中国丰富的艺术史学理论方面，并做好其现代转换工作，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学理论体系和方法，这是我们艺术史工作者的目标，也是其难点所在。
小 编：关于中国画的研究，特别是早期的中国绘画思想史，您有许多颇有见地的著述，那么对于20世纪以来最具争议性的水墨问题，您是怎样看待？关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水墨发展问题，您又是怎样解读？时下中国画的种种“创新”您又是如何认知？
陈池瑜：在中国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工笔重彩、院体画、青绿山水是中国画的重要的一个方面，甚至被认为是正宗。康有为在1918年发表《万木草堂藏画目序》中批判文人水墨画，提倡重振晋唐院体画。但一百年过了，水墨画仍在蓬勃发展，取得新的成就。水墨画像院体画一样，也是中国画的重要方面。从唐代王维提出“水墨最为上”后，水墨画发展较快，五代董源《潇湘图》等水墨淋漓，一片江南。到宋代文人水墨画经苏轼、米芾等人倡导，进一步发展，元四家、明四家、清四王等将水墨画推向新的高峰。
进入20世纪后，在西方绘画及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冲击下，水墨画如何向现代转换和如何创新发展，成为一个现实问题。20世纪以来中国水墨画发展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是继承传统，从传统中寻找新的突破口，如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等人，实现水墨画的现代发展。二是中西结合，借鉴西方绘画观念和方法，改革水墨画，推进水墨画的现代变革。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用西方素描、写实方法来改良中国画，加强水墨画造型。如徐悲鸿、蒋兆和、李斛、方增先、周昌谷、李震坚等人，特别在水墨人物画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此外，他们的后继者周思聪、杨之光等人亦做出贡献。另一种方法是借助西方现代艺术，如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方法来改造中国画，开创新的现代形态的水墨画新路，如林风眠、张仃、吴冠中等人。我认为水墨画的现代之路可以有多种途径，上述不同方法的代表画家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水墨画在观念、技法、材料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北方以吴冠中为代表，在水墨形式美方面创造新的图式，南方以周韶华为代表，“大河寻源”组画，创造博大雄健的当代水墨风格。仅以湖北为例，除周韶华外，老画家有冯今松、邵声朗、陈作丁、武石、张善平、陈立言，鲁慕迅、魏扬、聂干因、刘文谌、乐建文、贺飞白等，中年画家董继宁、樊枫、刘一原、刘子健、秦岭、徐勇民、施江城、孔奇、吕绍福、魏金修、谢晓红、叶军、李也青、肖兰、钟鸣、商守善、谭崇正、吴国全、张权等人，他们以各自新的观念和方法创造当代水墨艺术的新的形式，在山水、花鸟、人物及抽象水墨、构成水墨、水墨装置等领域均有创新，湖北水墨艺术成果丰硕，是当代中国水墨艺术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贵于创新，对艺术家特别是青年艺术家在艺术观念、艺术形式与艺术语言、艺术材料与方法的探索与创新，我们都应进行支持，艺术创新是一种可贵品质，不但可以推动艺术发展，而且对于激励我们民族和社会创新也有一定启示作用。
小 编：对于未来想从事艺术史研究与艺术批评方向的年轻人来说，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分享给大家么？湖北美术学院即将迎来她的百岁生日，您曾在湖美工作20年，现在，您有什么特别的话想送给她么？
陈池瑜：从事美术史论和艺术批评、艺术管理方向学习和工作的青年学生和学者，要热爱我们的专业，美术学与艺术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大家应当为繁荣我国的艺术与人文学科学好本领，贡献力量。无论是美术史论，艺术批评、艺术管理还是艺术策展在我国艺术事业中都很重要，大家要打好中外美术史与理论的知识基础，学习和掌握我国古代与现代丰富的艺术批评理论与方法，借鉴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关注当下国内外新的艺术创作与风格形式及艺术思潮，积极开展美术史研究和艺术批评实践活动，为美术史论研究和艺术批评发展理论与实践，为艺术管理和文化建设努力奋斗，成为新一代的出色的美术史论家、批评家和艺术文化管理专家！
从1920年创建武昌艺专到湖北艺术学院美术分部，再到湖北美术学院，走过了100年历程。武昌艺专是在民国初期及新文化运动中创建的一所重要的美术专门学校。民国初期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新式教育和新式艺术学校开始兴办，武昌艺术专门学校和上海美专、北平艺专、苏州美专、杭州艺专等，都是重要的美术院校。武昌艺专是较早成立有较大影响的新式艺术学院之一。一百年来，她为我国培养一批批美术人才，特别是1985年成立湖北美术学院以来，各届院领导和全院教职员工为湖美新的腾飞积极工作。现学科齐全，在校研究生本科生接近万人，学科建设特色鲜明，在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雕塑、设计艺术及艺术史论各专业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为我国八大美术学院之一，在美术界和社会上有良好的学术声誉与艺术影响力！湖北美术学院在新的百年征程中，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方面，将会有新的大发展！祝湖北美术学院再创辉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祝湖北美术学院教职员工和同学们校庆佳节愉快！
2020年7月9日于清华园
编 辑：李 羿
图文来源：陈池瑜
